古今中外，瘟疫总是与人类如影随形，时不时就会冒出来作孽一番，无论人种，不分国别，也防不胜防。
中国古代的疫情概况
在我国，史籍记载最早的疫情发生在周代鲁庄公二十年（公元前年）夏的“齐大灾”。对于“大灾”的解释，《公羊传》提到，此大灾即大疫。因此，这被认定是我国有历史记载最早的一次大规模疫情。关于中国古代历史上发生过的疫情次数，根据当代人文学家邓拓《中国救荒史》一书大致统计表示，至少，周代发生过1次，秦汉13次，魏晋17次，隋唐17次，两宋32次，元代20次，明代64次，清代74次。合计起来，至少在古代发生过次以上。由此看来，中国古代历代疫情的爆发次数并不少，而且随着社会的进步，疫情也并未离我们远去。自古以来，引发疫情的祸根主要有两大类：一是“天灾”，二是“人祸”。古人常说：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意思很明显，就是警醒我们：天降的灾害，还可以逃避；如果是人类自招的灾祸，那就没有办法逃避了。天灾引发的疫情尚可理解。如公元前年秋天，宋国出现了一种怪病，这种病的症状不仅在人的身上表现出来，也在狗的身上表现出来。人们逐渐意识到这种病可能与狗有关，于是联合起来于10月24日驱逐这些“狾狗”。这是我国现有典籍上首次记载的疫病——狂犬病。又如宋朝庆历八年（年），河北发生大水灾后，一场疫灾接踵而来。之后元代至顺二年（年），衡州遭遇连年大旱后，疫疠降临人间，令“死者十九”。再如年在东北发生的鼠疫，也造成6万余人死亡。“人祸”招致的疫情令人非常痛恨，也难以原谅。譬如战争。古代战争发生后，往往导致大量人畜伤亡且得不到妥善处理，从而造成细菌与病毒滋生，引发“疫情”。如年发生的“汴京大疫”，就是由战争引发的。据《金史》记载:“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这次疫情对社会和人民生活的破坏力，不可弥补。“人祸”招致的疫情，有一场更令人痛彻心扉。这就是滥吃野生动物带来的恶报。譬如发生在年至年间发生的“非典”，就是一些人“炫富”滥吃野生动物引发的；当前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尽管原因还在追溯之中，但恐怕跟人类的这种恶行也会搭上关系。
中国古代疫病防治办法
无论古今，疫病防治都是十分棘手且可怕的事情。在对疫情这些流行病的防范与治理措施上，中国古人大致的思路可以总结为“预防为主，防治结合”。中国古代记载疫情的文献很多，如《尚书》《诗经》《国语》《左传》《史记》和《汉书》中都有部分疫情记载。在传统史籍记载中，疫情的说法实际就是一种流行病，所用的名称有疫、疾疫、疠等，一般通称为“疫”，合称“疾疫”。以现代病理学的分类，古代发生过的疾疫范围甚广，大致包括瘟疫、瘴气、痢疾、流行性感冒、麻风病等。从文献来看，中国古代十分注重防治结合。如《论衡》告诫人们不能吃老鼠碰过的东西；《金匮要略》则指出，决不能吃被虫子、蚂蚁咬过的掉在地上的果实；《淮南子》总结民间经验，认为被打死的病犬不可以投入水中，否则会污染水源。古代城市污水也受到重视，据说西汉萧何在未央宫修建了下水沟；为了减少城市灰尘，还制造了类似洒水车的“翻车渴乌”。防患未然，重视卫生环境自先秦开始，古人对疫情重视防患，《黄帝内经》提到：“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治未病的重要举措就是搞好环境卫生。如南宋的真德秀在泉州任职期间，他看到泉州城内的水沟湮阏已经很久，如“淤泥恶水，停蓄弗流，春秋之交，蒸为疠疫”，于是作《开沟告诸庙祝文》，兴工清理沟渠。我们传统的节俗中有“扫年”的习惯。春节前，家家户户都会将自己家里彻彻底底扫个遍，以“除尘”来防患因脏乱差可能造成的疾疫。中国民俗端午节，其实就是古中国的全民“防疫节”。这一节俗，家家户户都有饮雄黄酒、艾叶酒，挂菖蒲，焚苍术等习惯，实际上，这是古人们为了杀菌消毒预防疾疫发生的一种措施。因为在端午节时，天气由暖转热，气温骤升，气候多变，是百虫滋生、身体易感季节。由此可见，古人在对疫情防范方面，从政府到民间，还是十分重视的。杀菌消毒，杜绝传染在控制疾疫的传播上，古人非常注重对病人衣物的消毒处理与善后处理。在疫情治愈后，为了防止造成疫情的复发蔓延或二度传染，古人还会对之前病人穿过的衣物进行“消毒”处理。明代李时珍提到用蒸汽消毒的方法，清代贾山亭《仙方合集·辟瘟诸方》中提到“天行时疫传染，凡患疫之家，将病人衣服于甑上蒸过，则一家不染”。对一些因疾疫不幸亡故者，朝廷也会赐予棺器盛殓，采取掩埋或集中处理的方式阻断疾疫传播，如宋代的漏泽园制度。重视隔离，断源头防扩散这是古人经过无数的疫灾之后，总结出来的一种遏制疫情传播最有效的方法和经验。古代，医学并不发达，信息传播也慢，交通更是落后，唯一的优势就是：人群的密度比今天小，交通不畅传染慢。古代疫情暴发后，大多会集中在某一地段或者某一区域内，并不会像今天这样在很短的时间内，甚至短时间内造成一场世界性的疫情。所以隔离法一直都是古人阻断疫情蔓延的上上策。在古代的隔离法中，通常的做法就是将病人安置到一个空置地域，然后由官府集中给药进行医治服务。如《汉书·平帝纪》记载，“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后汉书·皇甫规传》记载，在汉军西征讨伐羌人时，“军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这时候，感染疾疫的官兵被统一安置到了“庵庐”中进行隔离治疗。因此，像在南朝齐时所设的“六疾馆”，北魏设立的“别坊”，唐朝设立的“患坊”，宋代设立的“安乐坊”，还有明清时期的“养济院”，等等。这些地方，都是在出现公共疫情的时候建设起来专供隔离治疗疾疫的专用场所。在古代的隔离法中，还有一种是自我隔离。比如在晋朝时，类似的记载有，如果朝臣家有人染上时疫的，只要一家有三人以上被感染，那么就算没有被感染的人，在百日之内都不能上朝，必须保持自我居家观察。以此来看，古人在自我隔离的时间规定上，比现代人时间还长。毕竟，古人除了在隔离上让时间来证明一切外，基本没有什么先进的医疗检测方法，百日隔离，才算能让人彻底放心。官民配合，“群防群治”在古代，疫情发生后，在治疗方面，基本上都是由官方来牵头组织。明朝以前，大多数是由官府组织民间郎中进行医治。而从明朝中期开始，医疗体系逐步完善，太医院的太医在人数上也颇具规模，大约可达人以上，这时候，但凡暴发疫情，皇医院的太医深入民间问诊治病、送医施药。《世宗实录》记载，嘉靖二十年（年），京城暴发了疾疠后，明世宗朱厚熜亲自牵头，检验并制成《济疫小饮子方》，同时“颁下所司，遵用济民”，下令由礼部向民间散发药方驱除疾疫。中医中药，中华民族护身宝库在医治疾疫方面，中国的中医药积累了无数宝贵的经验。虽然古代的医疗水平和设施无法与今日相提并论，但中医世世代代积淀的对治疾疫的实践和经验十分丰富，为后世治疗疾疫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和帮助。被后人尊为“医圣”的东汉张仲景所著的《伤寒杂病论》，收录了不少对治不同疾疫的药方，如治疗呼吸道感染及大叶性肺炎的“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方，治疗乙型脑炎和流脑的“白虎汤”与“竹叶石膏汤”，治疗急性肠炎及细菌性痢疾的“葛根黄芩黄连汤”，治疗黄疸及传染性肝炎的“菌陈蒿汤”，治疗细菌性痢疾和阿米巴痢疾的“白头翁汤”，等等。后代类似的药方就更数不胜数了。
中国古代防疫轶事
秦朝首创隔离防疫法秦朝十分注重用法律来控制传染病。秦律规定，凡麻风病人都要送往“疠迁所”隔离起来。西汉时碰到疾疫，也采取了及时的隔离措施，以防传染。晋朝为保护皇帝及朝廷官员，规定官员家中发生传染病，如有三个以上的亲属被传染，即便官员自己没有被传染，也不得入宫，为期天。年，河南汲郡首次出现了寺院传染病院。在西山寺，僧人们设立病房，“收养疠疾”患者。北魏先“于别坊遣医救护”，后又成立医馆。医院，以弥补国家力量的缺失。隋朝与秦朝类似，专门为麻风病人设立“疠人坊”。唐时，疫情发生后，政府采取赠药、埋葬和在交通要道上公告药方的办法来加以控制。医院也很盛行，武则天还设专使加以管理。北宋时首次出现接种疫苗最重视防疫和治疫的莫过于两宋。宋人已意识到“煎水”可以消灭疾病的源头；儿童从小被教导上厕所要除掉上衣，且“下必浣水”；粪便也会传播疾病，因此杭州城有专门的收粪人，有力地保障了城市的清洁卫生；宋朝对监狱的卫生也空前重视，规定每五天就要打扫一次，甚至连犯人的枷锁都要清洗干净；《太平圣惠方》还告诫人们，春末夏初是狂犬病的高发期，碰到疯狗一定要赶跑。两宋前后有各种职能不尽相同的医疗机构，如养济院、福田坊、将理院和安济坊等。一些医学教育机构在疾疫发生时也承担治疫的任务，如中央的太医局。地方上，州县设医学校，有疾疫时负责安置、隔离和救治病人。除此之外，医院十分盛行，其代表是苏轼创办的“安乐坊”，主要也是起隔离和救治的作用。两宋时的皇帝对民间疫情的重视也超过以往。宋仁宗为了治疗京师大疫，不惜将留给自己的名贵药材分发给百姓。两宋时还大量修订、编撰和印行医书。年，朝廷还设立“校正医书局”，运用当世著名医家的力量，对历代重要的医学典籍进行系统的整理和再版。由政府出面整理和推广医书和药方，这在全世界都是一个惊人的创举。据说北宋时还首次出现了接种天花疫苗的案例。康熙亲自研究天花明朝是中医历史上传染病研究有重大进展的一个朝代。这一时期涌现了大量传染病学的专家，他们总结经验，分别出版了专门研究瘟疫、痘疹、麻风病、梅毒和疟疾等传染病的医学专著。明朝隆庆年间，宁国府太平县某不知名人士传出了种痘预防法。虽然种痘的方法还在摸索之中，推广的地区也不广泛，但这毕竟是中国古代预防传染病的一大进步。在设置医疗机构方面，明朝大多沿袭元代的做法，但国家在治疫防疫方面发挥的作用日渐变小，许多原本为日常需要的医疗机构却只在重大疫情发生之时才被启用。到了清朝，仅有少数惠民药局还在发挥作用。与此相对应的是，明朝中期以来，地方人士在防疫治疫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清朝唯一显得活跃的是天花的防治，不仅设立了“查痘章京”，康熙皇帝还亲自研究天花，大力推广种痘法。不过，同治皇帝却依然死于天花。
来源：文史艺苑
发布：中国经贸融媒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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