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赴夜宴，见一花甲之年的老爷子高歌纵酒，宛如周伯通，又宛如魏晋士。后来他跟我海聊，说某年他与儿子泡夜总会，那些营利性陪侍的姑娘们自然都围着他儿子，把埋单之人冷落一边。他儿子满心歉疚，对环肥燕瘦们曰：那老鬼是我爹，他也很优秀的咧。
这话令我登时心驰。但愿几十年后，在芝加哥或阿姆斯特丹的某个夜总会里，我家流氓兔注视着各色大腿袅娜迈入包厢之后，能扶起某个拄着拐杖、一脸严峻的白头翁，敬畏而乖顺地说：爹，您先选。
每个家庭都有各自的教育风格。子不孝，父之过，让孩子自幼学会谦让、分享，我们老来自有艳福。我们童年时流行狼爸，像我就是在严刑拷打下坚贞成长的，因此成年后从不带老爹去逛夜总会。由此及彼，我决定以后要对兔崽子仁慈一些。
大至国家，小至企业，更微小至个人，都有不同风格。国风由领袖决定，厂风由老板决定，而个人的行事风格，大抵由内分泌决定。我喝湘江水，闲暇时喜欢琢磨湖南人的秉性，但翻烂了近代史都没得出个答案，盖因曾国藩与左宗棠不同，黄兴与宋教仁不同，毛泽东与刘少奇不同，彭德怀与粟裕不同。即便他们中的每个人，亦有嬗变。我逛长沙第一师范，看墙上资料写道，毛泽东本是和平的改良主义者，因为时局险恶，终于认定了枪杆子里出政权。
说起来，粟裕和林彪的风格倒是颇相近，一副病怏怏的样子，善打仗而沉静，敢逆鳞（战时），不烟不酒不跳舞，没事就拿张地图琢磨。但亦有迥异之处，林彪曾说：“我长期担任保卫党中央重任，是毛主席直接指挥的主力，担子重，打仗谨慎，只打七分把握的仗，五六分把握时风险太大，八九分把握时往往已无战机；粟裕长期远离中央孤军作战，不冒险就无法生存，养成了习惯。”
年粟裕受冤，林彪私下当面说他“缺乏斗争经验”，粟裕承认自己长期游走于江浙赣闽，对延安情况不熟悉。林彪与粟裕的差别，正是庙堂与江湖的差别。林彪靠近权力中枢，虽然骨子里也是逍遥派，但递根竿子就会顺势爬；粟裕两辞司令一辞元帅，虽然清高自矜，但不谙逢迎，终究奈何明月照沟渠。有江湖气的人混不了庙堂，有庙堂气的人一旦脱离权力，大抵也混不了江湖。
所谓的物以类聚，便是一群相似之人在一起做事，喝酒。我有时去赴卧龙岗上的扯淡酒局，从未见过西装革履手夹公文包的衙门人士；有时去赴按级别排坐席的公务宴会，亦不会逢见长歌当哭的放荡侠士，大家的嘴巴上都有闸门，即使偶尔泄洪说些野狐禅，也都是有计划按步骤的。能在一张桌上形影不离的人，屁股上总有相似的胎记。
历史永远在不断重演，我们的胎记不单与今人重叠，有时甚至会与古人重叠。80年前，有一名乱世名将看上了某影星，当时鸡蛋还没缝，苍蝇算尽机关而不得，该中将遂通过影星的女秘书暗修栈道，终于生擒美人。看到这里，仿佛窥见了西门庆和王婆的幽灵在民国的上空徘徊。且慢，故事还没完，当影星的丈夫撞开房门时，他看到的是老婆跟女秘书以及中将睡在床上。你能想象王婆睡在西门庆和潘金莲中间吗？这说明历史不是在简单地重复，而是在螺旋式上升。
我们身上的胎记是不可改变的，所以活在哪个款式的世道很重要。我若早生年，以出生地论正好在南汉治下，当时的南汉后主刘鋹，治国风格鲜明独特，任用官员的前提是自宫，所以朝中宦官达2万余人，我虽是他本家，恐也无法破例。倘我醉心仕途，而任前公示已经张榜，入宫前的我彷徨地握着一柄煽猪刀远眺千里江山，这一刀要不要切下去，委实是个令人心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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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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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剧、作家、前媒体人，著《丧家犬也有乡愁》、《领先处男半目》、《丢下宝钏走西凉》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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