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上方"同步悦读"免费订阅
伟大的母亲
■李文友
年3月16日，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我在安徽商学院（现名安徽财经大学）刚跳完忠字舞、唱完语录歌、向“红太阳”表完忠心的时候，在凤台读高中的弟弟文好来蚌埠串联了。兄弟俩好几年没见面，有说不完的话。我把他领到《蚌埠红卫兵》报社编辑部的一个单间，他高高兴兴地给我讲他们学校里、老家村子里、县里的文化大革命。最后，又聊到家事。大学四年了，我没回过家（实在因为太穷，尽管回家一个单程（百余公里）的船票只需要1.40元钱，我都掏不起），对家里状况全然不知。我问弟弟：“妈妈身体怎么样啊？”我知道，妈妈长期患有胃病，时常手捂胸部，口吐酸水，厌食厌喝。记得，妈妈患病严重、无法忍受时，就让我到田野里把正在干活的父亲叫来家，似乎父亲回家了就可以减轻她的苦痛。其实，即便父亲回到家来，也往往因为没钱而很少上街去请医生。无外乎就是烧点开水，帮她揉揉痛处，问问病痛情况。医院看病，家里连一粒备用药都没有，只记得妈妈床前抽屉里有几颗黑色的药粒，扁豆粒大小，叫巴豆（父母告诉我们那是毒药，平时我们是不敢碰的），有什么用，我们也不知道……
本来，弟弟很开心，谁知，被我这么一问，他默默无语了。我找出一瓶藏了好久的“胃舒平”，对弟弟说：“妈妈胃不好，这瓶药等你回家时带给她吃。这是去年校医室黄医生开给我的，我没舍得吃完。”这时，弟弟还是不说话，看都没看一眼，双眼噙满了泪水。我本能地预感到一种不祥的征兆，问：“妈妈怎么啦？”弟弟再也忍不住了，泪水像断线珠子一般流了下来，一头扑在我的怀里，放声大哭：“对不起，三哥，妈妈不在了，走了！”这突如其来的噩耗，简直像晴天霹雷，我强忍着悲痛问他：“妈妈什么时候走的？”他说：“走了一年多了，是去年3月10日那天。”“为什么不告诉我呢？”我劝他别哭，用手帮他抹泪水，他哽咽着说：“妈妈临走时，特别交代，不要告诉你，怕影响你闹革命！”（后来回家才从爸爸嘴里得知，妈妈不让告诉我，同时还愁我买不起回家的路费）！妈妈太细心了，临走前还为我考虑这么多！
弟弟初到蚌埠，自然想在蚌埠玩几天。没想到，被我这么一问，再也不想呆了。我说，我陪你一块回老家。我把妈妈走的事告诉了大学图书馆的李静熙老师（这是位具有伟大母爱的老师），她跟丈夫熊天仪老师一商量，马上给我40块钱。那个年代里40元钱，相当于她大半个月的工资，不亚于现在的几千块钱，对我来说，这简直就是天文数字！四年来，没收到过家里寄来的一分钱，全靠每月13元的助学金（由食堂全部扣除作伙食费）度过。带着这40元钱，我和弟弟踏上了蚌埠——凤台的轮船……
轮船顶着逆流，象慢牛一样在淮河里吃力地向上游爬着，我无心光顾南岸起伏的秃山和北岸广袤的原野，情不自禁地沉浸在对妈妈无尽地回忆和思念中……
小时候，我们常常听她讲自己的家事和她光辉而有趣的童年：
妈妈的爸爸叫刘配廷，是个非常有骨气的旧军官。早年，跟随孙中山闹革命，参加孙中山的同盟会，反清，北伐，战绩累累，官职相当师旅长。年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大屠杀，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共产党人斩尽杀绝，外祖父看不惯蒋介石这种流氓作风，于上海解袍挂甲，赋闲在家，相妻教女，给孩子们讲孙中山反清斗争的革命故事，讲民国北伐袁世凯的故事，并请人教女儿绣花、学音乐。节假日，领着妻女看外滩，逛市场，大世界里看演戏，跑马场里观赛马。蒋介石为了打内战，派人请外祖父出来领兵，外祖父婉言拒绝，其后，常遭黑社会恐吓，无奈之下，拖家带口迁到湖北宜昌；谁知，不到一年，蒋介石又派专列到武汉，再坐小车到宜昌，说客三番五次规劝外祖父出山，继续领兵打仗，外祖父再次推托，托词自己身体不好，心有余力不足；来人走后，外祖父怕了，这么不识时务，不始抬举，后果难料。于是，又举家迁至安徽蚌埠，最后，客死此地。解放后，父母常常指着报纸，对我们说，国家哪个哪个领导是外祖父的朋友或同事，那时候我还小，时间久了，多忘却了，只记得妈妈常说的有李济深、沈钧儒、何香凝等，都是外祖父的朋友。还有一个叫尤树勋的，应该是五十年代宗教界的最高领导，也是外祖父的朋友。
妈妈是个有文化的人，在上海读过女子中学，会讲一口流利的上海话，还会讲一些宁波话。她告诉我们上海话和宁波话的区别。外祖父一走，家境逐渐败落，大姥姥带着自己生的几个女儿住在城里；小姥姥则带着大舅和自己生的两个男孩子回到外祖父老家——凤台县和颖上县接壤的刘园。经人介绍，妈妈和爸爸结了婚，因为解放前我爷爷家是小土地出租（比地主略低半级），在农村里算个有钱户。婚后，妈妈就在乡下李大庄生活了。因是文化人，教徒们推荐她在教堂里做牧师，讲解《圣经》，文化知识上得到了进一步提高。她可以丢开经本，从旧约首篇“创世纪”讲到《新约》末篇“启示录”，滔滔不绝，口若悬河。礼拜天，周围几十里路的信徒都跑到我们李大庄来听她讲经。我们村里的耶稣教堂很大，是以前美国一个传教士在那里建的，可以同时容纳来人听课。她经常对信徒们说：信教好，主耶稣会保护你的；做人要善，要仁厚，要尊老爱小，施恩不要图报，受恩不要忘报；人家的东西千万别摸，自家的东西千万要珍惜；少发脾气，宽容对人，严待自己。举止要端庄，言语要文明，穿着要整洁。你的一言一行主耶稣都看在眼里；好事做的再多不算多，坏事哪怕只做一件也不算少……的确，我看到某些“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村妇，听了妈妈的说教后，都收敛多了。妈妈很富有音乐细胞，一首新歌，拿过来看看曲谱，边打拍子，边哼哼，试唱几遍，便能咏唱。所以，我们会唱很多教会歌曲，有些歌曲到现在还耳熟能咏，即便曲谱也记得滚瓜烂熟。
妈妈一生中，最感到内疚和自责的事之一，是生我的事：年，妈妈生下第4个孩子二哥（他上面那个死了），不久后爸爸被国民党拉去当壮丁，妈妈给二哥起乳名“学兵”；次年初，又生下我，妈妈又给我起乳名“对学”。爸妈结婚后，爸三兄弟就分家了，妈妈一人带四个比肩的孩子，实在操劳不堪。那时候，兵荒马乱，日本鬼子还没投降，正在做垂死挣扎，对我国同胞凶狂地烧杀抢掠，鬼子三天两头进村来，抢老百姓的粮食、牲畜、家禽，老百姓一听鬼子要来，拖家带口“跑反”。我们那里是平原，一马平川，没处躲藏，只有往高粱地里钻，往干沟里、小桥下面躲。妈妈想，她一个人带四个孩子，不光是没有奶水喂养，最主要的是：万一鬼子来了，跑不掉被鬼子抓住，鬼子肯定会用刺刀刺破孩子们肚子。与其这样，还不如让孩子自生自灭；无奈之下，就不想要我了。腊月天，把我放在地上一个墙角落的干草里。半夜，忽然听到地上的孩子撕裂心肺地啼哭，妈妈点上豆油灯，看到几只饿得连砖头都啃的耗子正在撕咬孩子，孩子血肉模糊，妈妈赶忙抱起来，洗干净一看，左眼角被咬烂了。妈妈心疼地摇着、哄着，得到母爱怃慰的孩子不哭了，也哭累了，睡了，妈妈却泪流满面。从此，妈妈再也不忍心丢弃我，把我和哥哥一起养。也许是歉疚吧，之后，她多次祷告，让主耶稣宽恕她的罪过；并且，等我长大后，妈妈让我读书，让二哥在家干农活。妈妈多次给我讲这个最让她伤心、最对不起我的事，我却一点也不怪罪她，她实在是太辛苦、太操劳、太被逼无奈了。
解放前夕，乘蒋介石部队溃逃之际，爸爸逃回来家了。解放后的六、七年里，家道还算殷实，家里时常见有外地来客。记忆最深的是从寿县来的唐牧师，王小姐。他们文质彬彬，衣衫整洁，说话文明，举止端庄，一副儒士风范。他们与我父母一起切搓教艺，聊天，唱歌，说笑；父母做一桌好饭，热情地款待他们。
在农村，我们家也算是个书香门第了。爸爸的学历虽没妈妈高，只有小学六年级文化，但写一手好毛笔字。每年的春联都是爸爸自己写的。家里除藏有《圣经》《真理诗歌》等教会书籍外，还订有《大公报》《协进报》《文汇报》和刊物《读经讲义》。学前，妈妈就教我认字，讲《圣经》里的故事给我们听。什么上帝造人呀，《伊甸园偷吃禁果》呀，《出埃及》呀，《小撒母尔》呀，《最后的晚餐》啊，《耶稣升天》啊，等等，每天都能听到新鲜而动人的故事。所以，我五、六岁就从这些书本里看到、从妈妈嘴里听到了亚当、夏娃、耶稣、玛利亚、乔舒亚、亚伯拉罕、摩西、犹大、犹太人、耶路撒冷、红河、约旦河、地中海、伯利恒、叙利亚、以色列、埃及等等这些直到如今还保留着的国家、地名和历史人名。
妈妈姊妹三个，她是老小，年轻时身材高挑，仪容清纯，面庞椭圆，皮肤白皙，单眼皮，杏子眼，自来笑的口型，女性最想往的清晰唇线。妈妈年幼时，外祖母也试图给她裹过脚，没几天，她坚决不裹了，反清战士外祖父更是反对给她裹。她是三姐妹中唯一没裹过脚的。这三姐妹都是大姥姥生的。由于没有男孩，外祖父和外祖母又抱养了一个男孩（我大舅）；外祖父娶有二房（二房比我妈妈还小十多岁，原本是家里保姆，我们管她叫小姥姥）。小姥姥又生下二舅和三舅。妈妈和几个舅舅关系都很好，大舅和二舅家里较贫穷，我们家有40多亩地，两头牛，还有一匹推磨的驴。我们家孩子小，他们就给我们家打工、种地。那时我们不懂事，只看到舅舅和父母一块干活，一起吃饭，姐姐长、弟弟短地叫个不停，像一家人那般亲热。解放后我们家划为富农，后又改为富裕中农，舅舅家划为贫农。上了大学，学了马克思的《资本论》，才懂得我家和舅舅家原来是一种阶级关系，剥削与被剥削的雇佣关系！
妈妈手很巧，会剪纸，会刺绣。妈妈一听到门外有拨浪鼓的响声，就知道货郎担来了，马上出去买针、买线。有次挑的时间长了一点，小心眼的爸爸吃醋了，回来竟跟妈妈吵了一架，担心妈妈被人家勾跑！这件事，以后还成了妈妈的两个妯娌常常取笑她的笑料。小时候的我，经常看见家里有一扎扎12色七彩的丝线，有一盒盒长长短短的绣花针。她用丝线绣的兰花、竹子、蝴蝶、猫、狗、燕子等等，色彩搭配十分均匀，栩栩如生，惟妙惟肖；妈妈还会剪裁，左邻右舍家的阿姨常常抱着布来，请求妈妈帮他们剪裁，全是义务,就连剩下的碎布头,妈妈也不留半块。妈妈好客,喜欢跟邻居聊天.有文化,说话风趣幽默,加上为人善良,长的娇好,所以那些村姑、村婆，老的、少的，都很喜欢她，尊敬她；就连那些男人们，不管晚辈、长辈们，对她都十分敬重。门前有棵四人合围的大椿树,硕大的树冠罩着半边天；只要不下雨，村妇们每天都会趁着男人们下地干活的时候来到树下，围着妈妈纳鞋底，做衣服，让妈妈给他们讲故事听。妈妈喜欢讲《圣经》里的故事，讲城里的故事，讲上海外滩的壮美，大世界里看戏，什么沪剧、豫剧、淮剧、昆戏，京剧，要看啥戏都有；讲跑马场里赌马的故事，讲从上海到宜昌，在长江里坐轮船，一路看江豚追着船尾戏浪的故事……除此之外，他们还在一块说笑话，闲聊：聊天，聊地，聊神，聊人，聊男人，聊女人，制谜、猜谜。我印象最深的是，她们背着男人所制的那些谜语，妈妈给他们制的谜比较文雅，村婆们也给妈妈猜谜语，她们的谜语比较粗俗，但很能逗乐，耐人寻味，常常逗得大家哈哈大笑。那时侯鸟多，树上的黄鹂、白头翁、喜鹊、斑鸠、白鹭、乌鸦、麻雀等，百鸟争鸣，嬉戏吵闹；树下的村妇村姑们飞针走线，阵阵笑语，十分温馨，极为祥和。远望蓝天，白云朵朵，雁阵排排……美好的记忆，加上对妈妈的思念，一辈子都忘怀不了。
小时侯，家里没有玩具，整天吵着向爸爸、妈妈要玩具。爸爸忙，顾不上理我。为了鼓励我整天抱弟妹的辛苦，一天晚上，妈妈搬只凳子，站在屋檐下给我掏麻雀。不料，从麻雀窝里掏出一条肥肥的花班蛇，这下把她吓坏了，差点被咬住。爸爸说，蛇很狡猾的，会装死，等麻雀都进窝了，它才会堵住洞口，把麻雀一个个吃光。如果你妈妈真被蛇咬了，会要命的，亏你妈妈发应快！从此，我再不敢向家长要玩具了。
妈妈一共生了十个儿女，夭折了两个，成活了八个，四男四女，八个儿女妈妈一样看待，没有偏爱。我们老家有个坏风俗：喜欢男孩，讨厌女孩。认为女孩是人家的，男孩是自己的，可以传种接代，大了就是个劳动力，别人家又不敢欺负。所以，生了女孩子就扔（小时候下地挖草，经常可以在乱葬岗上发现被扔的女婴，有的还活着。初初还同情、可怜，见多了，就习以为常，反倒见怪不怪）。但是，我们家不是，自从我被老鼠咬了之后，妈妈每生一个孩子，不管是男是女，一概留着。从大妹妹开始，一连生下三个女孩，尽管五十年代后期、六十年代初期生活十分艰困，但还是一个不丢。妈妈从小在上海长大，毕竟见识多，她常对我们说：“女孩也是人，也是一条命，没有女人，哪有男人啊？”大了我才懂得，事实也是如此啊。人类的社会不就是靠天下母亲繁衍的吗？女人生下自己和男人，结果又被自己和男人毁灭了，实在可恶可悲！
辩证法惩罚了旧恶习：村里的女孩子到了十七、八岁，一个个嫁出去了，而男孩子却娶不上媳妇。全村近百个超龄男子，竟有60多个打光棍。上帝也并没有回馈我们：我家三个女孩相继嫁出去了，可二哥40岁了，还是孤独一人。一直到他近五十岁，才在大嫂大哥和我们兄弟姐妹的合力资助下，好不容易成了家。
妈妈对女儿的呵护是感人至深的。孩子生下后，没有奶水，爸爸就把浸泡的大米磨成粉，用一口补了疤子的小铜锅熬成米粥，放些红塘，妈妈捏着一只断了把子、喂过几个孩子的瓷勺，一勺勺喂，为怕烫着孩子，她先试一下，觉得孩子能接受了，才送到孩子嘴里。有一天，喂完大妹妹刷洗小锅时，发现锅底一个洞！坏了，补锅的铁疤子没有了，肯定是被孩子咽进肚里了！她紧张坏了，说与爸爸听。爸爸也责怪她粗心，她一个劲地拍打自己头，懊恼不已，伤心至极！赶快跪在床上向上帝祷告，乞求主耶稣保佑孩子平安，希望孩子拉下那块带有两个勾丁的巴子。大妹妹拉粑粑了，妈妈细心地查看，没有，好在也没发现红色血液；第二次拉时，妈妈又细心拨看，果然在大便里扒出了那个铁巴子。妈妈使劲地搂住孩子，喜极生悲，流下热泪！
妈妈很注重孩子的教育，即便是做饭时也不忘帮助孩子完成作业。她多次对孩子们说，现在家里困难，供不起你们都读书，无论如何要供出一个大学生来。五、六十年代，能上个大学，实在不简单。我喜欢语文，不喜欢算术，到小学四年级了，算术成绩还不是很好，每次考试，算术成绩总不及格。妈妈紧张了，她一边做饭，一边细心地听我读文字题，然后，耐心地启发我，加强我的理解能力，使我的算术成绩慢慢提高起来。进了初中，连续三年，我的数学成绩在全年级统考中都名列前矛，即使到了县一中这个重点中学，我的成绩依然是前几名。
妈妈很宽容、很大度，理解人，也从不责怪人。我的二妹妹文芹，非常漂亮，白皮肤，大眼睛，高鼻梁（她的一个小女儿也很漂亮，后来进了安徽省艺术学校，唱歌、跳舞，经常出国演出）。小时候，我抱她玩，不注意腿被蚊虫叮咬，她不停地挠，发炎后又被苍蝇传染，越挠越大。这时候才不得不送到附近王集卫生所看病。庸医董**就用棉条往洞口里塞，疮口始终无法愈合。最后他干脆用刀子挖肉，不辛割断了腿筋，造成终身残疾，完全是医疗事故。但妈妈却从未怪罪过他。我的弟弟文好，学习非常优秀，从家到学校要走12华里路，中途必须要经过一个村子。有天，他衣衫褴褛路过，突然窜出几条恶狗，把他腿咬的鲜血直流。回到家里，说与妈妈听，妈妈心疼得直管流泪，却从未去找狗主人说理。只是帮他包扎一下了事，也没有钱去给他打什么预防针。好在上帝保佑，没有引起狂犬病。但弟弟之后许久无法上学，严重影响了学习。后来加上搞文化大革命，大学停止招生。弟弟再也没有上大学的机会了！
-年，农村实行互助组、初级社，土地、牲口等生产资料虽然可以共享，但所有权不变。那时农民们的生活是最好的阶段。年实行高级社后，土地、牲口全部交由社里统一使用，我们家的生活也开始下降，因为舅舅们都走了，加之土改时我家的土地也分了一半给无地和缺地的人家，母亲又不会干农活（家里孩子多，她也无法下地），帮不了爸爸忙。
年8月，完全忽视了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这个基本的社会发展规律，高估了具有浓厚小农意识的6亿农民的觉悟，忽视了落后的生产力（基本上是原始的）给农民带来的沉重的劳动负荷。年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在“人民公社好”的最高指示下，冒然在全国农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人民公社化运动。这个所谓的“一大二公”、“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五位一体的人民公社生产制度，使农村生产资料在更大的范围里公有化，农民的土地和生产工具统一由集体使用,干活也不记工分，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共产主义俨然到来，开始酝酿着空前绝后的社会大灾难！从此，我们家和所有人家，不管什么“农”都再也没有任何生产资料和农业工具，再没有贫富之分，大家都是一样的了。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舆论喉舌,每天都在鼓噪“跃进跃进再跃进,粮食卫星满天飞。各省各县的省长、县长、公社书记们比着报高产喜报，不然就会在比中跨下去，在比中下台。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在一篇《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作者刘西瑞）的文章中写道：“寿张县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斤’，但实际在搞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的指标，一亩地要产5万斤、10万斤……一般的社也是斤、斤，提斤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一、两万的根本没有人提了。”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八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当时被树为“典型”的河北省徐水县，用“给山药灌狗肉汤”增产，“一棵白菜可长斤，1亩棉花产皮棉（去掉棉籽）斤，一亩小麦产12万斤，一亩红薯产万斤。”《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竟然登出四川某公社水稻亩产13万多斤（天哪，水稻专家袁隆平培育的杂交高产稻也达不到0斤，亩产13万多斤要交多少公粮啊？20亩的收成恐怕都不够一亩地的公粮吧？）全国粮食已经多到吃不完,多的发愁。苏联赫鲁晓夫说，你们吃不完给我们。要大批出口支持亚非拉革命；正在超英赶美,一天等于二十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公社食堂化是共产主义萌芽,社员们都是自觉的加入，是雷打不散的食堂！众人不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政治豪言，当年就是源自于曾希圣主政下的我们安徽，安徽人民也曾为此蒙受了巨大无比的牺牲：仅据官方出版的《安徽省志?人口志》记载，在～年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安徽省因饥饿而死的人数就高达万！
这年又加“大跃进”（实为“大冒进”）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的贯彻执行，“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震天响，亩产超万斤的“卫星”天天放，到处放，公粮不断加码，公粮高征收，农民缺吃，干活乏力，导致了全国范围农业破产。其实，那一年风调雨顺，夏秋农作物全面大丰产，但由于农村劳动力很多被抽调到兴修水利的工地上去，加之粗放地收割、管理，导致丰产没丰收，铺张浪费十分严重。大锅饭的实行，致使农民私家铁器（如锅、勺、刀、铲、斧、锤等）也成“废品”，尽数上交，大炼钢铁，不容私藏，因此，家家锅灶都被扒掉。其后一段时间里，大刮“一平二调”之风,集体耕田,集体管理农产品,并实行了部分供给制。人民公社,按男女老幼条件,按定量给社员打饭,社员干多干少,干好干坏,干与不干都一样,同吃一样的“大锅饭”，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损害了群众的根本利益,破坏了农村生产力。大食堂头半年，生活还可以，社员还能吃个饱饭，慢慢地就没粮下锅了。妈妈和几个妇女负责磨面，这是个好差事，社员的口粮减少了，但她们几个可以在磨面时，偷吃生面，偷吃生面也是件辛苦的事，没有水喝，又不能让别人发现，全靠口水干吞下去。有次，他们中的一个阿姨偷吃时被人发现，生产队长操根木棍狠狠揍个没停，妈妈看不下去，愤愤不平地说：“吃把面有啥了不起，这样打人，值得吗？！”
“是不是你们都偷吃过！？”队长反问。
“我吃过！”快人快语的妈妈抢先承认。
“妈的B，你吃过，看老子敢不敢揍你！”这个比我爸爸还晚了一辈的队长马上把棍子移到妈妈身上来，打了几下后住手了，也许是良心使他发现妈妈是他老叔的妻子吧。转而对两个阿姨说：“你们也偷吃过吗？”一个阿姨摇了摇头，不敢做声；另个阿姨小声说“没吃”。队长瞪大牛眼：“你俩什么德性，老子还不知道吗？没吃，没吃一口吧！”说着，棍子又落在他们俩身上。仗着长辈的身份，妈妈提着队长的名字大声说：“XX，她俩又没吃，干吗打人家！？”“从明天开始，你们几个都给我滚！”队长走了，以后的磨面活计换成了他的老婆、堂妹和另外的人。
这年，早已出嫁的大姐姐随姐夫带着几个孩子到凤阳县皇陵公社住，那里有姐夫的几个兄弟和父母，他们在看守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父母祖坟——皇陵，那里起码有一定的口粮供应，算是暂时逃避了家乡的苦难。
年春天，每个社员一天的口粮仅有半斤稻谷，大食堂依然维持着。村干部的特权使他们在食堂里吃个饱饱，再扣除食堂里几个炊事员的饱饱，送到地里干活的社员们面前，只能是四个眼的稀粥。
这时期，忍饥挨饿的中国广大农村出了很多民谣：
“干部哥，干部舅，我的口粮没吃够；吹啥B，放啥星，看不见俺前心贴后心！”
“干部吃囤里，社员吃地里。”
“天黄黄，地黄黄，什么人兴鲜办食堂：大人饿弯腰，小孩饿断肠，日
他爹，操他娘，这样的日子叫天堂？”
“十个社员九个贼，谁不偷，饿死谁！”
“早晨的馍，洋火盒；中午的饭，狗不看；晚上的稀饭四个眼；孩子哭，爹妈打，这样的日子过的啥？！”
“挖粮队，真厉害，进了家门找布袋；翻了箱，倒了柜，粒粒粮食装起来。有谁敢吭一声气，揪着脖子捆起来。先来一场大批斗，完了再游一趟街。”
这年7月，庐山会议召开。本来应该纠左的会议，却因为坦荡耿直的彭德怀的抢先发言（所谓“万言书”）而变成了批斗一个临时产生的、以彭为首的所谓“反党集团”大会。会上，伟大领袖不仅把为民伸冤的彭德怀、黄克诚、周小舟打成帝、修、反的帮凶，而且下文狠批了为老百姓叫苦的安徽省副省长张凯帆的名。本应纠正的党内左倾路线不仅没有清算，反而继续肆虐，在全国范围里提出“反击右倾翻案风”，浮夸风甚行。紧接着，淮北地区发生洪水，三分天灾加上七分人祸，社员们连“四个眼”的稀粥也吃不上了，但大食堂还是不让关门。上面又想当然地提出：粮不够吃，可以半稀半干，可以“瓜菜代”嘛，可以“双蒸”（把饭蒸两次）嘛。殊不知道，农民们每天连几两带壳的稻谷都吃不上了，还谈何“半干”、“双蒸”啊！真是让人哭笑不得。当年秋末，没关门的大食堂几乎天天冷锅冷灶，只有村干部和几个炊事员关起门来偷着做饭吃。食堂没吃的，社员们开始偷偷在家支锅灶，村干部也就只好睁只眼，闭只眼，不予过问。社员们白天剥榆树皮，挖野菜，刨草根，晚上乘着天黑，到队里偷发黑的、晒干了的红薯秧磨面、充饥……
失去理智的年代，将农村朴实的干部们也都变成了失去人性的疯子。倔强的大哥不堪忍受村干部的辱骂和殴打，一气之下，流浪在外，跑到40多里外的孙家大山里砸石子；像黄牛般老实的二哥被驱赶到30多里外的怀远县挖茨淮新河；家里只剩下妈妈、爸爸和妹妹们。
腊月的一个周末下午，我从学校回家取下周干粮。走到离家只有四里路的田埂上，冷风飕飕，寒气袭人，远远发现，苍茫而昏黄的原野上有两个像老鸹（乌鸦）大小的东西在慢慢挪动，走近一看，原来是两个大点的妹妹。他们知道我要回来，正在飕飕的冷风里寻野菜，在秋收过的红薯地里找露头的、已经被霜雪冻坏了而发白的烂红薯。俩妹妹的的小手被冻得红肿，篮里放着半篮野菜和几只冻坏了的残缺不全的烂红薯，我看了后鼻子尖一阵发酸！
这天深夜，寒风呼啸，雪霰沙沙，正在酣睡的我，被“咚！咚！咚！”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爸爸开开门，一道刺眼的手电筒灯光让我看见，大队一帮干部推搡着妈妈，领头的秃队长又喊又叫，又打又骂，污言碎语，不堪入耳。妈妈往日在社员们面前的那种高贵、尊严，道德、形象，荡然无存，简直比被斗的地主还要凄惨、狼狈！秃子结结巴巴说：“粮、粮食藏…藏在哪里？藏…藏在哪里？妈…妈…妈的，快说？！”妈妈领着他们到一间杂物房，从红薯秧下面扒出半巴斗绿豆（约20来斤），他们二话不说扛走了，妈妈并没有留在家，依然被他们带走了，睡在一边的爸爸唉声叹气，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妹妹们却在甜甜地酣睡。今晚发生的究竟是咋回事啊？我纳闷着。
谁知，两个小时后，大队干部又再次冲到我家来，他们对我妈连推带搡，继续吵骂，在我睡的床铺下面翻走了最后一斗豇豆，又在别处搜走一瓢绿豆面……
第二天，我见妈妈鼻青眼肿，满身伤痕，原来，大队干部在一个社员的举报下，知道我家窝藏有粮食，在哪在哪，说的非常具体。于是，头天下午干完农活，就把妈妈拉到大队部批斗，让妈妈交代家里藏有什么粮食。妈妈并不知道有人曾进过我家里（我家大门破旧，平时是不上锁的），所以，她矢口否认，坚不交代。她知道，严冬即将来临，一家人就指望这最后一斗多粮食过冬。所以，宁死不承认还有粮食！不交代可以，打！队长、副队长、民兵营长等干部拳打脚踢，边说边打，直到深夜12点，妈妈实在忍受不了五、六个小时的折磨，加上饥寒交迫，就承认家里确有半斗绿豆。谁知，第二次被拉走后，妈妈被打的更惨了，几个干部（他们都是年龄不小的晚辈）将她跪压在地上，把妈妈的头使劲往地上摁、叩，然后用掌掴，用脚跺，棍子打，皮带抽，队长说：“你家明明藏的还有粮食，却还嘴硬。我们有人证的，再不交代，就打死你！”妈妈以为他们在诈，心里想：自己又没做坏事，上帝知道我做的什么事，打死也不再承认家里藏有粮食了，那是全家人的命根子，还要供两个学生上学用粮（那时，全大队只有我一个上初中），于是，忍着伤痛，紧闭双眼心里祷告着：“主耶稣保佑我们全家，你的信徒没做坏事，没偷没抢，愿耶和华保佑我们全家平安！”这些干部说妈妈装死，又是一顿拳脚教训，暴打之后，大秃子说：我们去你家搜，如果再搜到，你就死去吧！并说出具体窝藏粮食的地点。妈妈瞒不过了，只好领着他们把全家过冬的最后一斗豇豆和一瓢绿豆面都拿走了。
那时候，家家都没有自留地，我家的那一斗半粮食究竟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不是偷的呢？”我问爸爸，爸爸愤怒地瞅我一眼：“偷的，朝哪偷啊？生产小队收完庄稼（大秋收）后，立马运走；而后，组织社员们再来一遍’小秋收’，一百双眼睛盯着。粮食藏在哪里社员们谁知道啊？！瞎吹牛，亩产万斤，公粮怕都不够交的，还偷？偷也轮不到我们啊！”还说：小秋收后，地里撒有颗粒，农闲季节，妈妈带着女孩们，每人端个小碗，蹲在地里一颗颗、一粒粒寻捡的，每天捡，每天捡，有时候捡到天黑，眼都看花了，还不舍得走。一粒粮食一滴血啊！积少成多，那半斗绿豆就是这样检来的啊！”那个年代，即便如此，也是犯法行为。虽然食堂不开门了，但上面并没有下文让关，不让关就等于不容许家里可以起炉生火，更不容许藏有粮食，不管你这粮食是怎么来的，不然就是资本主义，就是自私自利！“啊，原来是这么回事。”我叹了一口气。我还是不明白：“难道人家都没下地拣豆子吗？”
“也有几家捡的，只是人家没像你妈妈她们捡的那么辛苦。捡又不是偷，有什么错？！！”爸爸忿忿地说。
“那怎么不去人家搜呢？”
“鬼知道是怎么回事！”爸爸还不知道内里的究竟。
后来，从一个妇女主任那里知道，偷进我家屋里的那个人是族里五嫂，她举报的。因为几年前，我得罪过她——她到生产队高粱地里偷高粱穗，被我发现告诉了队里，队长跑到她家抄回了一大筐高粱穗。我心里后悔极了，含着泪水对妈妈说：“是我多管闲事害苦了您”。妈妈说：“两码事，怎么能怪你呢？是我们自己粗心，以为家徒四壁，没想到会有人进来。过去了，就过去了。这事，千万不要影响到你的学习！”又对我说：“不怕，实在没办法，我就带你妹妹们出去讨饭，我只指望你和弟弟好好读书。我走了以后，周末你就别回家了，艰苦点，孬好你在学校还有十多斤供应粮！”妈妈的坚强，感动了我，使我坚持读下去。这事出现以后，其它社员家吓的都把捡到的粮食埋到地下了。
那么，搜走的一斗豇豆又是从何而来？爸爸没有说，当时我也不再问，心想：那个年代即使是妈妈或者爸爸偷的，也可以谅解。数年后，二哥对我说，那斗豇豆是生产小队的队长弟弟和另一个社员在往大队运送中偷偷放在我家的，准备私分。因为妈妈口碑好，信誉高，放在我家保险，别人不会怀疑。在大队干部批斗妈妈时，妈妈也没有供出实情。保护了两位社员和小队长。
妹妹告诉我：那瓢绿豆粉是留给我的，留了好几天了。这几天，她们挖了些野菜，没舍得吃，准备等我回家后，掺合着野菜做干粮，带回学校又够我补充一个星期的。
（“要苦不能苦孩子，要穷不能穷教育”，这个20世纪八十年代提出的口号，其实在最困苦的时期，在妈妈的心里，早就用生命实践着了。我和弟弟能够在人家孩子纷纷辍学的时候而能够读完大学或高中，不能不感谢我亲爱的妈妈和几个妹妹！妈妈为护子而付出的辛酸、所受到的屈辱，让我们子女——尤其是我一万辈子都忘不了的！）
在淮南工作的大哥大嫂听说这回事后，非常难过。那时候大哥一家人仅靠他一个人每月30多斤粮票生活，尽管怎么省，往往也只吃到半个月就断炊了。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哥嫂想到老家父母弟妹的艰辛，还留出了一瓢面粉，走了几十里路，送回妈妈手里。妈妈死活不要，让他带回去，大哥生气地头也不回走了。看着这瓢面粉，妹妹们说：“妈妈受罪了，辛苦了，你就做点好吃的，补下身子吧。”妈妈哪能，说：“你大哥关心你们，还是给你们吃吧，我老了，你们还早着呢!”结果，谁也不愿意做吃。讨论结果，大妹妹说：“三哥星期天回来，留着给他做干粮吧！”大家说“好”，但放哪里呀？那时候，食堂断炊，生产队干部三天两头到社员家搜粮，万一队长又来了，发现了怎么办？于是，她们几个把那瓢面裹上破布，埋在烂柴堆里，上面还搞的脏脏的。等了几天，眼看我就要回家取干粮了，万没想到，副队长文*转到我家来。他看见鸡窝里有只母鸡，弯腰时母鸡吓跑了。他拣起鸡蛋，在手心里掂了两下。大妹疯了似地跑上前，夺过鸡蛋，说：“这是引蛋！”队长又无奈地东瞅西望，发现那堆烂柴可疑，顺手操起一根竹钎，往柴堆里一插，发现了那瓢面粉，二话不说，端走了。妹妹们心痛得要死！
家里没东西吃了，什么也没有了。妈妈瞅着房梁上搭着的一捆落满灰尘的牛皮筋，突然眼睛一亮！旧社会，我爷爷家是小土地出租，家里开油坊，这条牛皮筋是用来扳轧油杠用的。年生产数据公有化的时候，队里谁也没有想到它有什么用。“吃，可以吃！”爸爸取下这条尘封了几十年的约十多斤重的牛皮筋，妈妈每隔几天剁一点，然后用温水泡，开水煮，反复煮，终于煮出汤来，虽然很清，但伴以野菜、草根、红薯秧子粉和树皮，喝下也感觉很有滋味。然后，喝了汤，大家再费力地咀嚼牛筋,还真有效。村子里很多家庭饿死了人，我们家还好，总算没死人。
年夏天，又是一场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洪水，如果发生在江南根本没事，而发生在我们这个“大雨大灾，小雨小灾、不雨旱灾”、缺乏水利设施的淮北，已经造成很大灾害，那年粮食大减产。秋后，队里交完公粮，就所剩无几，食堂没饭打，牛皮筋吃完，家里实在揭不开锅，妈妈就带着大妹妹、二妹妹跑到二十几里外的颖上县江口集、杨湖镇、正阳关（中国八大关之一）一带去讨饭，断断续续，一讨就是两年多。后来听妈妈、妹妹们说，讨饭可苦惨了，甚至差点要了妈妈的命：他们既不能一起走，但又不能离太远（怕失散），吃饭时，她们各自拿根打狗棍，端个碗（妈妈那个碗是缺口的），分头去要，妹妹们怕狗咬，常常不敢登门。那个年代，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天下都一样，十家有八家不给的，他们一看讨饭的要来，马上就关门；开着门的，门口偶然还坐着条狗，根本不敢登门，少数家能给的也仅仅是残渣剩羹，饥不择食，有人能给就是恩赐了，哪还会考虑干净与否、好坏与否。一天下来，每个人要的不够自己吃。妈妈要到好吃一点的就留着，与妹妹们相会时给她们分着吃。晚上，母女在村外打谷场找个茅草庵挤在一起，相互依偎取暖。几个月不能洗澡，蓬头垢面，满身都是跳蚤、虱子，从来没睡过一夜好觉。一次，妈妈吃了不洁食物，上吐下泻，疼痛难挨，再也不能去讨饭，窝在村头一个草堆里。她们几个身无分文，没钱没药，两个妹妹束手无策，早晚守着妈妈，不愿出去讨饭，反正妈妈也吃不进东西。妈妈怕饿着两妹妹，撵着她们出去讨饭。妈妈两、三天一口热水也没喝上，一口饭也没进，真的到了淹淹一息地步。暑天不知严冬寒，饱汉难懂饿汉饥。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天不吃饿得慌。那个年头，没饭吃，不是一天两天，不是一月两月，也不是一年两年，遥遥无期，暗无天日，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尽头。母女三人，饥寒交迫，贫病交加，尤其是妈妈，肚痛、身痛、心痛，痛不欲生，真是生不如死，几次想到自杀。从小到大，从富到贫，时局的变迁，生活的落差，一起折磨着妈妈的心灵，动摇着她生存的欲念。死！死！死！她几次想到自杀，想背着妹妹自杀！死了，死“了”，一死百“了”，死了什么痛苦都没有了，什么苦难都解脱了！死也很容易，她知道附近不远处就有一口水井，爬也能爬过去，她真的想死！但转而一想，自己死了，身边流浪的两个弱女孩怎么办？家里那么多孩子怎么办？如果为了解脱自己的痛苦而不顾孩子们的痛苦去死在他乡，那不是太自私了吗？还叫什么母亲呀？想到这些，她咬着牙，生生地硬挺着，顽强地与死神搏斗。天无绝人之路，抑或真是耶稣基督的保佑吧，一天，终于被一个好心的大娘发现，不仅给妈妈送来热水，喂了些稀粥，还叫妈妈千万要活下去。这样妈妈才慢慢康复起来！以后，妈妈多次跟我说，那次若不是遇到了那个好心的大娘，差点送命，不是自杀，也是冻死，要就饿死，要就病死！！
随后而来的左倾路线严重引发了全国性大饥荒,大锅饭的弊病更加显现，集体兴办公共食堂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和极大危害致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在全国广大农民和干部的一片反对声中，老天爷终算开眼了：同年6月,中共中央讨论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条例修正草案],公布取消分配上的供给制的规定,停办了公共食堂。事实上不关也不行，一点粮食也没有了！即便如此，农民也是缺衣少食，容许支锅，但无米下锅！
年，大哥哥经嫂子的哥哥介绍，跟嫂子结婚。嫂子家也是兄弟姐妹六个，农村姑娘，家境贫寒，大哥小家也很快生女生男，一家几口住在大哥那里，每月收入入不敷出，自身难保，因为大嫂和孩子的户口是农村的，十多年变不成商品户口，直到妈妈去世多年，才转成非农业户口。妈妈活着时，去看过一次，也是摇头心酸！
年冬的一天，我下身穿了一条女式绿布裤子回家。妈妈奇怪地问我，这是哪来的？我告诉她，是同桌姜之慈同学给我的，她看我裤子太烂太单，就把自己多余的一条送给我了。妈妈听了，感动得眼含泪水。我家离中学十二里，来回24里，一双布鞋穿不了多久就烂了，家里孩子多，全靠妈妈一个做给大家穿。我穿的布鞋全烂了，十指有六指露在外面，妈妈知道我的左脚小指被冻死，用手拨看一下，白白硬硬的，不知道为啥，眼泪从她浮肿的脸上哗哗地落了下来。是感动，还是觉得对儿女的愧疚？！其实，妈妈的腿上、脚上也是破裤子、烂鞋，面色非常难看，我知道妈妈一直浮肿，撩起她的裤脚，按了一下她的小腿，一按就是一个窝，半天起不来。看了，一样的心酸！
年春节，寒风飕飕，万户萧疏，往年的这个时候，家家户户，张灯结彩，爆竹声声，满村喷香。而今的李大庄笼罩在一片苍茫的霜雪里，几十户人家没有听到一声爆竹。妈妈知道我要回家过寒假，这个年她再也没有出去讨饭，在公社磨豆腐的爸爸也回家了，除大哥、二哥外，全家都齐了，一起过了一个团圆节。妈妈不知道从哪里检来了七、八个红萝卜，还有爸爸分的两块豆腐，年三十晚上，每人分了一碗红萝葡片加几粒白豆腐，极淡的一点盐味，算是过一个好年了。不管怎么说，家庭部分亲人团圆也是一种天伦之乐。
年春天，凤阳那边大闹饥荒。姐姐老公的父母、两个哥哥还有一个侄子相继饿死，姐姐怕了，不管姐夫同不同意，自己挑着两个孩子，要了十多天的饭，又回到凤台后岗。妈妈看到自己的大女儿和外孙们，可她能帮上忙的只能是十尺布票和2张火柴票，再就是辛酸的眼泪！
那个年代，买什么都要票，布票、盐票、肥皂票、火柴票、豆腐票，至于粮、油票、肉票等副食品票，只有城里人才能享受，当时的政策是向城市倾斜。家里没有任何收入，我上初中三年、弟弟读小学六年，妈妈把她头上的银瓒子、耳坠子、手上的手镯、全家用了多年的洗脸用的铜盆等全部卖光给我们交学杂费了。而留在家里的人们，连布票、盐票、火柴票都买不起，那么金贵的票，在我们家居然都会过期、作废！至于住房，三间茅房，从年换过一次屋顶上的茴草外，其后再也没有能力翻修，一面土坯山墙差不多要倒了，长年用几根木头抵住！
年春天，人们的生活逐渐好转了，但大病初愈的农村还没有真正康复起来。周末的一天，我又回到家里，妈妈把爸爸捉来的一盆赖蛤蟆宰了。她剁去赖蛤蟆的头，切去四只脚，扒去皮，在水里浸泡一、两个小时，把里面的毒素除掉，炒给我吃。她跟我说，赖蛤蟆不比青蛙，毒素很大，第一次她试吃时，由于没有浸泡，吃了呕吐，手脚发麻，差点出事。还有一天，我回家里，爸爸已经不在公社磨豆腐了，妈妈从火堆的余灰里掏出一只烧熟了灰忽忽的东西，剥去皮，送给我吃。我问她“这是什么？”妈妈说：“你吃了再说，不怕，好吃！”我相信妈妈的话，就吃了，很香很香。妈妈说：“香吧？”我笑了笑：“香！”一旁的妹妹笑着告诉我：
“那是老鼠，昨天爸爸回家，在田野里捉了几个，我们都吃了，妈妈舍不得吃，专门留给你吃的。”我吓了一跳，一辈子就吃过这一次老鼠，但是，的确很香！
年7月，我总算熬过了中学时代艰难的六个年头，也没有愧对养育我的慈母。很多同学辍学了，我却坚持下来。而且，初、高中阶段都是班、级里前两名，并且终于考上了大学。年8月末，妈妈为我筹措了80块钱（以后再也没有向家里要一分钱）的学杂费，送我上大学。上路后陪我走了十多里路，几次催她回去，她总说不累，硬是要多送一程。临别
时，妈妈落下了惜别的泪水。我多次回头看，她还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地目送着我。最后还是我横下心，头也不敢回地向前走了，多么不情愿啊。但我不走，妈妈是不会回头走的。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这竟是我和妈妈最后的一次见面！
妈妈一生只留下一张照片，那是年我在县城中学读高三的事。春日一天，妈妈突然来到学校，给我送干粮——半袋黄豆面做的菜包子，有十几个吧。菜包子不大，一两左右，面薄的像纸，里面的豆饼、野菜、胡萝卜都清晰可见。家里离县城50多里路，全是步行，妈妈足足走了10多个小时。中午，我带妈妈到县城餐馆里吃了个便饭，花的是刚从《阜阳报》社收到的处女作《寝室里的笑声》1.50元的稿费，饭后，用剩余的钱给妈妈拍了张一寸大的黑白照片，妈妈还有些浮肿，但45岁的妈妈没有一丝皱纹。（跨世纪后，在深圳我用它翻洗了八张四寸大的黑白照片，给八兄弟姐妹各人一张。）
……
轮船终于到站了，我和弟弟步行50多里路回到家里。爸爸、妹妹们看到我，高兴的不得了，我却一点也开心不起来。饭后他们给我讲了妈妈临走前的最后三个月的日子：
年底，妈妈发现吞咽十分困难，不能进食。医院检查：食道癌！县医院住不起，爸爸便拉她回家，在离医院住院。大姐家离那不远，仅一公里，方便照顾。60医院非常简陋，除一张木板床外，什么都没有，被子、脸盆、碗筷、暖水瓶等基本生活用品全得自己带。三九严寒，屋子里到处透风，妈妈身上衣衫单薄，腿上一条带补丁单裤，无法抵御寒风侵袭，姐姐给她又裹了麻袋皮，身上盖着一床破旧的棉被，卷缩在冰冷的凉床上。每天大姐从家里给她送粥去，但没几天连粥也咽不去，就喝菜汤。那年春节，是妈妈最后一个春节，什么也没吃。两个多月里，饥饿、寒冷、病痛、忧思、生死一起折磨着她，她考虑这个，考虑那个，考虑二哥的婚事，考虑弟弟的读书，考虑我的冷暖，考虑最多的是三个小妹妹，大的10来岁，小的才3岁多，三个女孩子，妈妈一走，爸爸一个怎么带？还有，这些东借、西借的住院看病钱，又拿什么还啊？她就这样一天天地熬着，耗着，思着，虑着，百思不得其解，千虑难释其困，面如土色，骨瘦如柴，一天天的瘦小下去……3月9日晚上，医生看她已无可救，遂让转院。妈妈自知时日不多，费尽最后一丝气力、断断续续地对爸爸说：“不要告…告诉…文友…让他…安心闹革命…学习，他…困难…没…钱”。这也是妈妈说的最后一句话。爸爸、大哥和二哥及大舅准备了一个简易的担架，在凌冽的寒风中把妈妈往县城里抬。县城离我们有40多里路，走到西淝河边，宽阔的河水挡住了去路。哥哥知道对面有条小船，老梢公就住在一间茅草屋里。站在河边，顶着逆风，他们几个撕破喉咙，轮流着喊，喊了半个多小时，老梢公才听到了，他把船划过来，送过岸。他们抬着妈妈继续前行，又走了七八里，差不多到半路了，大家休息一下。这时，爸爸蹲下来，看看我妈，我妈已经落气！他们无言以对：儿子从此失去了妈妈，丈夫永远没了妻子，弟弟再也看不见姐姐…..他们各自抹泪，再次沿着老路，在淅淅沥沥的寒雨中渡河、过桥、抬人，天快亮时把妈妈抬到了家里。三个妹妹用木杠紧顶着门，听到阵阵敲门声，大妹妹问：“谁？”大哥说：“是我——大哥，快开门，妈妈回来了！”大妹妹真的以为妈妈病好了，便高高兴兴地叫醒二妹，迎接妈妈的到来。几个月没看到妈妈了，三个妹妹在没有妈妈的日子里，相依为命，多么想跟妈妈好好亲热一下，谈谈只有跟妈妈才能谈的知心话啊！她们开开门，叫妈妈，看妈妈，可万万没有想到，妈妈再也没有理她们，再也没有睁开眼来。顿时，哭声一片，爸爸、舅舅和哥哥们看到两个可怜的孩子，任凭她们放声大哭，默默无语地站立着，只顾抹泪！习惯于每天夜晚依偎在妈妈怀里、空含着妈妈乳头睡觉的小妹妹被吵醒来，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她掀开妈妈上衣，伸手去摸妈妈，不知道是要吃奶，还是要寻温暖，但她摸到的是妈妈那冰冷、冰冷的胸膛！她不知道，妈妈再也不能给她一丝温暖了……
灯灭了，一盏照亮我们子女心灵的智慧明灯在凄风苦雨中永远地熄灭了。
这盏灯在世界上仅仅亮了48个年头！
妈妈走了，无声地走了。但妈妈的聪颖睿智、注重教育、和谐邻里、仗义执言的美德和她那在困难面前坚毅不拔的毅力、在横逆面前忍辱负重的勇气，这些伟大崇高的品行，将永远铭刻在我们心间，永远不会磨灭！
（原载《莲花山》季刊，被收录《永恒的母爱》一书）
李文友
安徽财经大学年毕业，高级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自幼酷爱文学，年高二时开始在《阜阳报》上发表小小说、散文。起，他重新拾笔，给全国各地报刊投稿，发表短文四千余篇，一些杂文被多家刊物和各地作家协会评为一、二、三等奖。
《同步悦读》是一个面向全球发布的新时代微媒体。每日更新，主推原创，分享精品；不唯纯文学，只重悦读性；读好文字，听好声音，欣赏有魅力的音乐。年6月2日被搜狐网站正式列入合作伙伴，发表在同步的作品，除微刊阅读外，同时拥有众多的网站读者。
?原创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