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希夷有一首非常有名的诗，题为《代悲白头翁》：
洛阳城东桃李花，飞来飞去落谁家。洛阳儿女惜颜色，行逢落花长叹息。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已见松柏催为薪，更闻桑田变成海。古人无复洛城东，今人还对落花风。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寄言全盛红颜子，应怜半死白头翁。此翁白头真可怜，伊昔红颜美少年。公子王孙芳树下，清歌妙舞落花前。光禄池台文锦绣，将军楼阁画神仙。一朝卧病无相识，三春行乐在谁边？宛转蛾眉能几时？须臾鹤发乱如丝。但看古来歌舞地，惟有黄昏鸟雀悲。
这首诗的体裁，名为“七言歌行”，是一种七言古诗的形式。
（一）歌行与律诗的不同之处
1.句数自由不固定，律诗句数有定数，如绝句为四句，律诗为八句，排律十二句以上等等。
2.歌行不需要对句，但律诗的颔联与颈联必须用对句。歌行作者偶尔会用几联对句，如刘希夷的这首《代悲白头翁》中的“已见松柏催为薪，更闻桑田变成海”“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光禄池台文锦绣，将军楼阁画神仙”等；当然也有全篇都用对句的，如卢照邻的《长安古意》，骆宾王的《帝京篇》。
3.歌行的平仄粘缀没有律诗那样严格。
4.歌行不限韵数，可以一韵到底，也可以随便转韵。刘希夷《代悲白头翁》这首诗用了六个韵脚，转韵五次。首联一韵（家），二联一韵（息），三、四联一韵（在、海），五、六、七联一韵（风、同、翁），八、九、十、十一联一韵（年、前、仙、边），十二、十三联一韵（丝、悲）。从协韵这个角度看，三、四联与十二、十三联就各是一首绝句，八、九、十、十一联就各是一首律诗。由此可见，一首歌行的句法、章法组织，包含了各种诗体在内。学写歌行体，同时就是学写各体诗。
（二）刘希夷的“以落花起兴”手法
据说，刘希夷是宋之问的舅舅。他见外甥刘希夷所作《代悲白头翁》中有“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一联，极为喜欢；又知道刘希夷的这首诗还没有流传出去，就向外甥要了这两句，写入自己的诗歌。后来刘希夷反悔，泄露了这个秘密，让宋之问受辱，于是他就派人用土袋子压死了刘希夷，当时刘希夷还不到三十岁。这是唐人小说中记载的文艺轶事，未必可信，但从中可以看出刘希夷的这首《代悲白头翁》是非常有名的。
全诗十三联共二十六句，第一联至第六联共十二句为前半篇，以落花为中心，最后由“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转入后半篇，劝告青春旺盛的青年人，应该怜悯“半死白头问”，警惕自己老之将至。后半篇是全诗的主体，前半篇只是一个引子，这样的艺术手法，叫“以落花起兴”。
（三）作诗为什么用比兴手法？
汉代有一位姓毛的学者，研究《诗经》，会给每一篇诗标明主题思想，称为“诗序”。在卷首的总序中，他提出“诗有六义”：
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风、雅、颂”是诗的三种作用。作用不同，体裁也不同。《诗经》就是按照“风、雅、颂”三种体裁编订的。“赋、比、兴”是创作方法。对于“赋、比、兴”的含意，朱熹的解释最为简明准确：
赋——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
朱熹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赋就是正面描写某种事物，修辞上可用渲染、夸张等。比是用一个事物比拟另外一个事物。兴是先讲一个事物，来引起主题思想中要用到的事物。这三种方法，赋最单纯，比和兴似同实异，不易区分，经常“比兴”连用。可以这么说，比是直接比喻，兴是间接比喻。
作诗为什么要用比兴手法呢？为什么不能像散文一样直白地说，而偏要用一个事物来比喻或兴起另一个事物？这是因为诗歌是形象的艺术，要引起人们想象。它不是数理化，用公式定理说明一个抽象概念，诗歌用的是具体可感的事物形象。这即是所谓的形象思维。
刘希夷的这首《代悲白头翁》，先以落花来比人，以引起白头翁之可悲，比、兴皆用。这首诗对比兴手法的运用还非常简单，一读便知。歌行体发展到盛唐，李白、杜甫等大诗人都写了不少著名的歌行，他们的艺术手法更高超，比兴的运用也更复杂、更深刻、更隐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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