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以“春天”为主题，大体是从六朝后期开始的；入唐以后，有王勃《思春赋》、刘希夷《代悲白头翁》等名作问世；而盛唐时期，著名的“咏春”之作，更是不胜枚举。
春天是充满生命力的季节；春天温度宜人、百花盛开；严寒过后生机盎然的感觉，令人心旷神怡。正因如此，“咏春”成为唐代诗歌的主要题材之一。
不过，咏春诗到了白居易的手里，就不单单是“歌咏春天”那么简单了。
白居易时常倾注深沉、细腻的情绪，来表现“惜春”的心情；他所作的有关春天的诗，总有股落寞与惆怅之气；此情绪，随着他的年龄增长，更趋明显与强烈。
白居易对时间非常敏感。这种特质，使他在繁华季节中，经常联想到剩下的“春天”已经不多了。是以，白居易的游春诗，比伤春诗少得多。
由此可以看出，白居易在乎的，不是生命经历了多少，而是生命还剩多少。这种“伤春意识”的产生和发展，与他畏惧年老的心态，有绝对的关系。
更可怕的是，这种畏老情结，在白居易年轻时就已经存在了。
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白居易这是患了“初老症”。
白居易画像他年纪轻轻，却在倒数“年老”的到来
白居易任校书郎时（约三十岁），就对“年老”，有一种异于常人的恐惧。“害怕青春岁月消逝”，对一个三十岁出头的年轻人来说，似乎有点太早了。
按理说，三十岁正是人在肉体和思想上刚开始成熟的阶段，并且是人生最有活力的时候，人应该对未来充满信心。
再者说，白居易任校书郎时，已通过礼部的进士科考试、吏部的书判拔萃科考试，属于长安的政治新锐之一，他未来的政治前途一片光明。
然而，此时的白居易，却写下了这首诗：
酒盏酌来须满满，花枝看即落纷纷。莫言三十是年少，百岁三分已一分。
暮春时饮酒赏花，在唐诗中并不是什么特殊的题材。不过，白居易却在此时感慨年少时光的易逝，并在诗的最后，计算自己剩余的人生，还有三分之二——他年纪轻轻，却在倒数“年老”的到来。这是一种对“年老”的莫名恐惧。
这种情绪，充满了白居易年轻时所作的诗中。如他在面对元稹时，就流露出“他比我年轻”的羡慕之情：
不堪红叶青苔地，又是凉风暮雨天。莫怪独吟秋思苦，比君校近二毛年。
只有三十岁出头的白居易，写下了这首诗，送给小他七岁的元稹。诗末布满了苍凉的气氛，并且以“二毛”这种“年老”的字眼，来作为两人比较的基准。
两人虽然相差了七岁，可是白居易这时候的年纪，无论如何也难以和“二毛年”捆绑在一起。
由这首诗，我们可以看出，白居易在时刻提醒自己：我正一步一步地走向“二毛年”的衰老状态。他在另一首同时期的诗中，也写下了类似的句子：“萧条秋兴苦，渐近二毛年”。
白居易画像不仅如此，白居易经常在诗中提到自己的岁数，以及“我差几年就几岁了”。如“四十如今欠一年”、“相看七十欠三年”。可想而知，正因他对时间非常敏感，所以才会在诗中不厌其烦地重复述说自己的年龄。
由白居易“计较自己岁数”的特质，我们可以窥见他对待生命的方式：他把整个生命，当作是一个“沙漏”；而时间，就像沙粒一样，虽然总数是固定的，但会随着生活的进行，一点一点流逝不见。
白居易年轻时，非常在意自己的人生时间还剩多少；他虽不能留住时间，但却能随时提醒自己人生中“余年”的宝贵。例如：
春初携手春深散，无日花间不醉狂。别后何人堪共醉，犹残十日好风光。
“犹残十日好风光”的情绪，是典型白居易伤春诗的基调。在繁华的春天中，他不去歌咏花开的茂盛和绚烂，却将心思放在计较春天何时尽、花期还剩多久。又如，他提出“三月尽”的概念：
三月三十日，春归日复暮。惆怅问春风，明朝应不住。
他对春天即将消逝的那一刻，是很敏感的；他将时间设定在“春暮”，刻意强调三月的最后一天——过了今天，春天就过去了；他在此时，更加惆怅、无助。
为什么白居易如此重视“三月尽”这一天？我们可以在他的诗中找到答案：
人生似行客，两足无停步。日日进前程，前程几多路？兵刀与水火，尽可违之去。唯有老到来，人间无避处！
日暮春归，春天在此时终止，夏天即将到来；然而，人生的青春过后，所要面对的，就是年老和死亡，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白居易从季节性时间的结束，联想到自己由少年到老年的过程，使得他对“三月尽”这一天特别感伤。
白居易画像生白发、掉牙齿，他十分紧张
白居易在三十岁出头，就患上了“初老症”，可能与他“年少多病”的经历有关。
白居易在一首诗中，写出他年轻时体弱多病的情况：
久为劳生事，不学摄生道。少年已多病，此身岂堪老？
白居易在此诗的题目下注：“年十八”。正当少年的他，却每每为病痛所苦，以致于发出了“此身岂堪老”这种泄气的话来。
年少多病，自然未老先衰。白居易在年轻时因病而偶尔会丧失青春活力，使得他不得不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