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彩斑斓的日子我经历的八十年 [复制链接]

似乎还是昨天的事，回望却过去三四十年了；似乎还是生动鲜活的场景，不经意间已模糊了。在大脑的内存中，80年代的记忆已经蒙上了岁月的风尘，但轻轻一拭，那个激情和活力四崩的年代，那种五彩斑斓的生活，又跃然浮现在眼前了。

76年那个金十月后，变天了。三中全会明确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倡导思想解放，把禁锢人们思想的枷锁砸碎了。农村改革后极大的生产力激发了。整个社会一下子变的天清气朗，生气盎然，心情愉悦了。于是，追求个性自由，追求新奇美的生活风尚流行了。

人靠衣装，尤其是年轻人，急于告别“票证”经济年代一统天下的灰黑色服装基调和“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窘逼模式。因此，70年代中期开始的“的确良”风靡了全国。牢固，易洗，不用布票，而且很“潮”。70年代初我上高中时，同年段两位漂亮女同学穿着“的确良”衬衣上学，不知吸引了多少眼球。可惜，当时一般人还买不到。

潮流之都的上海人更讲体面，以前中国著名文霸曾写文章讽刺过十里洋场的小开们：“一条西裤脱下后，需折叠的整整齐齐，第二天穿上还得有棱有角，一条航空线笔直。”这实在是蛮形象的。新时代了，上海人领先时尚的地位更突出了。需求刺激创造，“平口短裤”出来了，西装短裤流行了，长裙短裙涌现了，一个真正意义的原创产品——“假领子”诞生了。此前，天冷时节，人们没有条件穿衬衣，光穿毛线衣，没有领子，变成难看的“和尚领”。现在里面穿一条假领子，外面是毛线衣，再外面是中山装，对着镜子一照，完全可以假乱真，感觉还挺好。

假领子

假领子其实是真领子，但它不是一件真正的内衣服装，只是一件领子而已，说它是假衬衣或许更准确。它面世的背景是当时还需布票，人们有限的布票自然得省着用。记得我小学毕业后的第一条游泳裤，就是用两块红领巾做成的。假领子，平时穿着体面，但人热了，额头上出汗了，千万不能在公众场合脱，因为里面的“假衬衫”就只有前面的两片布，一脱，只是位置比女子文胸更高的两片布就“暴露”了。

真正在服装新潮中打头阵的是一条“喇叭裤”。当时中日关系处于蜜月期，两部电影的引进激荡了无数青年人的心。“望乡”中著名女演员栗原小卷扮演的女记者，她修长的身段，沉稳优雅的风度，再配上一条喇叭裤，引发了人们对美的无限浮想。“追捕”中冷面酷帅的矢村警长，他的墨镜、长发、大鬓角和那条上窄下宽的喇叭裤，成了无数男青年争相效仿的明星。

栗原小卷

《追捕》的电影海报

穿喇叭裤的时尚青年

因此，今日白头翁中那些当年的拉风者，首开先河，穿起了喇叭裤。初时，年轻伙伴们是以惊奇，敬佩或也有些妒忌的眼光打量，而老师傅和领导们则是横着摇头。但这没能泯没年轻人对时尚的追求，男青年越来越多，女青年跟着效仿，穿喇叭裤的人群扩大，也就见怪不怪了。先行者总是先行的，一付“蛤蟆镜”也叫“麦克式墨镜”出现了。它因美国电视剧《大西洋底下来的人》而得名。戴着这镜的年轻人不管阴天、晴天；不管室内，室外都得带着，而且，墨镜上贴的标签不能揭下来，以显示那是正宗的“进口货”。嗨嗨，那才叫时髦，才叫潮流呀。

麦克·哈里斯《大西洋底来的人》的男主，掀起我国蛤蟆镜浪潮的第一人

戴麦克镜的追星人

女孩子更爱美，也应了现在美发店的一句广告词，叫“从头开始”。占了几十年主流的发式：麻花辫，马尾辫，羊角辫，“刘胡兰式”短发，逐步让位。烫发出现了，尤其是张扬奔放的爆炸头，也叫狮子头，很夺眼球。说实在，最早改为爆炸式发式的女青年也是需要一点勇气的，那年月我在电力局搞团工作，局机关的一些老革命前辈，对那一二个新潮青年颇有微词。我为青年们辩护几句，他们倒也说不出更多道理，只有一句“这像什么呢？”这活说重不重，说轻也不轻，潜台词就是“像无产阶级呢？还是像资产阶级？”。

爆炸式发型

事实上，确有一些“马列主义”者和传统政治的卫道者对此不满，有些学校要对穿喇叭裤的纪律处分，有些单位不准穿喇叭裤，烫大波浪的进单位。有些读者还给报社写信，说不能眼看这些青年堕落下去。还有人贴出标语：喇叭裤能吹响四个现代化的号角吗？

读者来信

传统的社会压力，不但没能使青年人屈服，反倒更激起了反叛意识，逆风而行。有人反驳：喇叭裤不能吹响四个现代化的号角，那什么裤子能吹响？后来，《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了文章——《从青年人的发式和裤脚谈起》，公开为喇叭裤撑腰：“头发的长短，裤脚的大小和思想的好坏没有必然的联系！中国唐代的壁画飞天不也穿着喇叭裤吗？”我记得当时的团中央第一书记韩英在一次讲话中还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不是以裤腿管大小来划分的。（大意）主流舆论的肯定，此风波很快就消停了。风波消停了，没有社会阻力了，穿喇叭裤反而少了。年轻人寻求新的刺激了。

新潮的年轻人

不知从何时起，集体舞也流行了。绍兴是个极保守的城市，与北方城市早就有街头娱乐，集群跳舞比，几乎是两个世界。从我有记忆起，只见过“文革”期间的忠字舞是男女老少都跳的。82年，我参加省里的团代会，想不到跳集体舞成为共青团工作的“一部分”了。晚间，代表团的一些活跃分子，拉着我们一起去参加。我五音不全，舞姿笨拙，夹在中间老是乱了人家的节奏，只能早早的告退。或许我们这一代要补年轻时的课，现在晚间在广场，公园齐齐刷刷跳街舞的主体，正是我们同时代的姑娘，现在的大妈们。

集体舞培训

那时基层团组织，为活跃青年的文化生活，也开始进行了组织，并对团市委提出要求。我们顺应青年的爱好和要求，举办过集体舞培训和比赛。组宣部负责发动和组织，很受团员青年欢迎。在体育场举行集体舞比赛时，连门票也陡显紧张。因为大型活动，市公安局派干警支持，维持现场秩序。当时公安局主持工作的陈副局长还在我这里发牢骚：你们吃的空，出课头玩玩，还要叫我们为你们保驾。当然，他说归说，支持还是蛮支持的。集体舞活动使天性好动活跃的青年们，有了宣泄剩余精力的新管道。有组织的和民间的业余跳舞活动蜂起，成了一种时尚。

公园舞会

又一股潮流在空中扬起，港台歌曲流行了。我们听了数十年的主流歌声，那都是雄壮激昂的旋律。而流行歌曲则以轻快，宛转，甜蜜蜜的风格，迅速的征服了年轻人。尤其是邓丽娟的歌声，更受到热捧。初时，还有认为这是靡靡之音，当属封杀的舆论。但青年人才不管。一时间《小城的故事》《何时君再来》《美酒加咖啡》《月亮代表我的心》《路边野花不要采》等等，传遍古城的每个角落。台湾校园歌曲《乡间的小路》《外婆的澎湖湾》《橄榄树》《兰花草》等接踵而来，引起广泛传唱。一波未过一波又到，国产的“靡靡之音”也流行了——李谷一的《乡恋》《妹妹找哥泪花流》《边疆的泉水清又纯》《心中的玫瑰》，同样占据了无数青年的音腔。丰富的音乐大餐，充盈了人们原来饥乏的精神皮囊，年轻人乐坏了。

邓丽君

此时，一个小匣子应运而生-----收录机。我最早看到收录机大约是79年春节，我和母亲去她一个同事家。那同事刚好有个分别几十年后第一次探亲的香港亲戚来，送给他一个砖头般大小的收录机。大家围着欣赏和把弄时，说话声，搞笑声均能一字不差的回放出来，实在惊得我呆酥气。这个连神鬼世界《西游记》中都没有的匣子，太牛了。我梦想着啥时能拥有哟。

我们伙伴中第一个拥有收录机的是王力军，好像是元价格的索尼牌。他不知通过啥关系搞来的，因为绍兴市场换没有这玩意。当时我们还讥笑日本人傻：怎么在中国抢都抢不到东西，他们还整个版面整个版面的花钱做广告。王力军有了收录机，大家都稀罕，前往他家先睹为快，先听为乐。他有几卷磁带，其中就有“靡靡之音”的邓丽娟歌曲。我们围着欣赏这个收录机，聆听犹如天外来音的，悠扬而绵软的歌声，个个露出羡慕的神色。力军还告诉我们，这个录音机还可翻录歌曲，也就是说用便宜的空白磁带，可录制昂贵磁带的歌曲，经济实惠哟。一场小小的家庭录音机“沙龙”羡死了我们一群伙伴。

很快的，收录机之风蔓延了。尽管当时的五金交电商店没货，或有货要凭票。但温州，福建的走私货大量登陆了。所以后来有人剖析温州经济的发展，说他们的第一桶金是走私而来的，不无一点道理。终于我也想赶赶时髦，买收录机了。我娘娘对我要办的事，均是支持的，唯有买这个玩意，她似乎没有态度。没有态度就是态度。她一是肉疼钞票。二是她对“无线”这东西，有点怕。此前常听说有人在收音机中收听“敌台”，被批斗，被处理，以致被判刑的消息，现在家里买这个玩意，有危险吗？但那是挡不住的诱惑，我非卖不可了。约是82年初夏，花了元钱，一台康艺的收录机到家了。

在那年代，喇叭裤，高跟鞋，大背头，大波浪，蛤蟆镜和拎着收录机开着高声量的年轻人，成了八十年代初期的一道风景。在公园，在郊外，随处可见放着大音量的双喇叭，周围是年轻的男女在休闲，在拍照，在跳舞。夜深人静时，参加完朋友家庭沙龙或舞会而归的青年人，在咯噔咯噔的石板路上，骑着自行车，拎着四喇叭，放着高音量，吼着大嗓门，划破夜空，留下时代的音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