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汪曾祺诞辰一百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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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百草园朱震
我的百草园就是离家不远的公园，那是我儿时的天堂。
起先，家住在离公园稍远的中山路老电影院旁。那时还在上小学，去公园不是太多，去了也只是瞎逛逛。玩得多一点的，是夏天捉知了。到附近的农田里捋下一大把成熟的麦粒，放在嘴里嚼烂后再放在水里清洗，或在家里用面粉揉个小面团在水里将淀粉洗净，就有了一小团面筋。然后找一根竹竿，把面筋粘在竹竿顶端。一切就绪，便出发到公园。那时的公园里树木不是太多，不似现在树木参天，浓荫蔽日。但相对于绿化比较差的城区其他地方，也算得上是个小森林了。粘知了还是蛮辛苦的，火辣的太阳下循着知了的叫声四处寻觅，找到了便蹑手蹑脚地靠近，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用竹竿上的面筋将其粘住。这一场景跟变色龙用它那长长的带有粘黏的舌头捕捉昆虫还有几分相似。也有看走眼的时候，粘了只不会叫的母知了，立马就放了。
这条路还是老样子，只是树木更高大了
带回的公知了通常被剪了翅膀，放在家中小院里的树上。剪了翅膀的知了虽不能飞翔，但还能吸到露水和树汁，不时也能鸣唱几声。那时便有了成就感，便觉得那是最好听的声音。长大成年后，知了的叫声成了一种聒噪。或许，这就是大人和孩子的分水岭。
除了捉知了，我最感兴趣的就是栽种植物特别是树木。我的这些喜好，可能是受奶奶的影响。奶奶来自农村，虽然她出生于大户人家，没有真正种过地，但对土地有着天然的热爱。到城里来生活后，家前屋后只要有空地，她都要种上东西。刚开始住到梁逸湾时，院子的西面有块更大的空地，奶奶就在那种了许多蔬菜。她还种了一种类似咖啡豆的植物，这是一种草本植物，不似咖啡长在树上。夏天把这种植物豆荚里的果实剥下来晒干炒熟磨成粉，加以糖精和冷开水，灌入瓶中再放入井里，几小时后拿上来，喝起来还真有股冰镇咖啡的味道。奶奶还喜欢养小动物。家里养过鸡，养过猫，还养过八哥。那只八哥是我四叔不知从哪捉来的，养了很长时间，已快会说话了，且一直不关在笼子里，任它自由地飞来飞去。奶奶到河边去洗涮，八哥就飞到码头蹲在奶奶的肩膀上。后来八哥受到惊吓飞走了。等过了几天费尽周折在河对岸一个人家找回后，八哥变得有些呆滞，不久便死了。
公园里的老树
公园里除了各种自然生长的树木和植物外，西侧还有一处小花圃，里面有供过冬植物保暖的花房和许多人工栽培的花草树木，我时常进去察看。有一次竟对一种植物入迷，想偷偷地拔了带回家。内心挣扎了许久，终究还是没经得住诱惑。在远处看管的人早就发现了蠢蠢欲动的我，我刚一出手就被逮了个正着。那人竟十分较真，还把我扭送到我家里。到我家后才发现我父亲恰好是他的老师，两人不免都有些尴尬。父亲干咳了几声，向他保证说要严肃处理。那人忙说没得事没得事。后来还真的没事，父亲既没有严肃，也没有处理。或许他觉得十岁的儿子喜欢大自然，喜欢植物，顺手拔一棵小树苗算不了什么大事。
如今的公园南门，墙体的一侧是过去的造纸厂曾经的花圃所在地，现在成了一座假山
后来家搬到了离公园更近的梁逸湾，不久我又上了初中。每天到学校，我和附近的同学总是从公园西门一侧的公园巷进入，然后穿过公园抵达学校。那时的公园西面有两条路可进入，一条是公园巷，还有一条就是南面公园小礼堂（现抗日战争最后一役纪念馆）门前的西门。公园小礼堂的东侧就是县广播站，即现在的广播电视台的前身。我们从广播站后面的公园巷进公园时，总要向广播站里张望几眼，总觉得那里面很神秘。没想到多年以后，我竟也到了那里工作。进公园后到高邮中学的路径有两条，一条是沿着后来的造纸厂西侧向南，从公园的南门出去后再沿着府前街向东到达学校；另有一条秘密小径就是进公园后一路向东，过一条小河后穿过现在的文化宫路，从学校后操场的西侧再跨过一条小河进入校园。现在的文化宫路那时一直到高邮中学西面全是农田，南北只有一条土路。每天来回两趟，几年里至少在公园里穿梭了上千个来回，里面的一草一木都了然于胸。上初中时有一天和同学一起走秘密小径去上学。那是一个初冬的早晨，公园最东面的那条小河里结着薄冰，平时河里垫着的几块供人们踩踏过河的石头看似有点滑，同行的同学都冒险踩蹦着过了河。我胆小害怕，便想踩着河面上用来做小码头的一块木板，然后跳过去。谁知平时下面用以支撑木板的木桩断了。我一踩上木板就一屁股坐在了冰冷的河沟里，同行的几个同学都哈哈大笑，看来几个人早就知道有情况，早就等着看我出洋相。我带着一屁股冰水回到家里，被奶奶一顿责骂后脱下棉裤，放在煤炉上烘烤到中午才基本烘干，那天上午自然也就没上成学。
公园小礼堂，曾经是日军在高邮的司令部，典型的日式西洋建筑风格当年秘密小径的河面上已造起了一座小桥
过那条小河沟，即使平时踩着石头过去也有点小冒险。这恐怕也是我们喜欢走秘密小径的主要原因。小孩子尤其是男孩都喜欢来点冒险和小刺激，这或许是天性。小河沟有时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惊喜。垫在水中的几块石头，春夏时常有小虎头鲨躲在下面。两手在水下围拢过去逮住一条，凉凉的水中，小虎头鲨在手掌里蹦跳挣扎的那种感觉简直妙不可言。河沟的两岸及周边菜地旁的小河边，有许多螃蟹洞。我对掏螃蟹颇有经验。初夏的河床上，只要有新鲜的泥土堆在洞口，里面准有正在装修房屋的螃蟹。掏螃蟹时需要胆大，一是怕被蛇咬，二是怕被螃蟹钳住。我多年掏螃蟹，从未失过手。
捉来的螃蟹从来不吃，都是找个大口的玻璃瓶子或器皿养起来。有时掏来的螃蟹养没几天便脱壳了。刚开始看到瓶里有了两只螃蟹不觉一愣，后来才知道多了个螃蟹壳。脱壳后的螃蟹成了软体动物，没有了举着大鳌的威风。还有几次带回的螃蟹正好产籽，螃蟹籽留在母蟹的肚脐里孵化，不久就孵出了许多小螃蟹。见到这样的场景，自然是兴奋得叫来小伙伴们一起分享。
那时上学基本就是放鸭子，不是大批判就是政治斗争，老师没有心思教课，学生更是少有人能静下心来读书学习。寒暑假里，公园仍然是我的经常去处。初一时喜欢上了玩弹弓。从那以后，公园又成了我狩猎的地方。在通过公园的上学路上，只要看见麻雀和其它小鸟，就要跟踪追寻。玩弹弓需要耗材，主要是橡皮筋。橡皮筋一分钱两根，一个弹弓要40根左右。弓架通常是找一根9号或10号的粗铅丝用老虎钳扳成；橡皮筋初次投入就要花光所有的积蓄，以后还要不时地更换断了的皮筋。在我的记忆里，我的零花钱小一点的时候大多是送给了小人书摊的摊主，后来则主要是买橡皮筋。我的弹弓后来已打得很准了，自然也就有不少鸟儿成了我的战利品。长大后反思这段经历渐渐明白，男孩子玩弹弓打鸟，其实并不完全是对鸟的生命的残忍和漠视，而是要得到一种猎获的成就感，这或许也是一种英雄情结在作祟，就像好多男孩喜欢枪械玩具一样。去年在福建永定土楼，女儿见有卖弹弓的，还特意买了一把给我，说是让我找找儿时的感觉。那把弹弓用的是两根粗牛皮筋，跟我小时候玩的用几十根橡皮筋编成的弹弓不一样。但拿在手里依旧能找到感觉，如打鸟，准头还不会太差。
女儿送给我的弹弓
除了用弹弓打鸟，我还特喜欢养鸟。小麻雀养得最多，最后都被养死。一次在下乡农忙的农田附近（大概就在现在的南海新村）的竹林里发现一窝白头翁的雏鸟，欣喜若狂地带回家喂养。四只小白头翁在我十多天的精心伺候下竟逐渐羽翼丰满。我将其放在家里小院的一棵杏树上（那棵树也我从外面移植回来的，长大后每年都结好多杏子），但不久四只小白头翁竟在快会飞时相继死了，让我难过了好几天。也是在后来才慢慢知道，很多时候不恰当的喜欢和占有，实际上是一种害。时间就在麻木的快乐和顽皮里流淌。多少年后我也拷问过自己，那段时间就那么贪玩，就不能好好学习吗？答案是明确的，那个混乱而又荒唐的年代，基本没有人在认真学习。人都是有惰性的，一旦形成了“读书无用”的社会价值观，想做到“众醉独我醒”的，不是圣人，也是成大事者。具体到我来说，我的父母亲都是中学老师，我应该比别人更爱学习。但文革开始后，我的父亲因站错队加之家庭出身不好，一直受到被教育和审查。“五七干校”，隔离审查，发配下乡。初二时，父亲被关押审查。一年多的时间里，我没见过他一次。后来父亲又被发配到一个离家很远的村里去教书。试想在那样的情景里，那样的大环境下，谁还能静下心来认真上学。所幸的是当时我还有读书的喜好。顽皮之余，我读了许多课外书籍，小说及各类文艺作品，历史、地理、自然的书逮到就看，家里的书籍都被我翻烂，父亲也找来一些书让我看，就连许多人都没有看过的苏联小说《旅顺口》、《盖达尔作品选》，我都看过好几遍。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那时候我就读过好几遍，并被我写在了作文里，印在了梦中。
然而陪伴我最多的还是公园，我的百草园。公园就像是见证我慢慢长大的一个朋友，那里留下了许多我的故事。一次次穿过公园，我也从一个懵懵懂懂的少年逐渐成为一个稚气未脱的大男孩。16岁高中毕业后下放，从那以后就很少再去公园，但公园里的故事仍清晰地留存在记忆里。那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一段岁月的记录。那里积攒着我孩提时的欢乐和梦想，也沉淀着我们那代人的荒芜和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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